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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局】必须保卫社会

时间:2021-05-28 21:27 来源:未知   点击:

说两件事。

12月25日下战书,福建龙岩一公交车被一持刀暴徒劫持,沿途冲撞街道车辆、行人,目前已造成8人去世亡(包括1名民警)、25人受伤。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犯罪嫌疑人邱某是龙岩市新罗区一无业人员,因与当地居委会干部有积怨,事发当日居委会干部到其家中、为其父拍照办理优抚证时产生抵触,遂持刀杀人,劫车撞人。

案件具体情形正在进一步侦察,不过从已有信息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犯罪分子报复社会案件。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做对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目前启动废止收留教育制度工作机遇已成熟,倡导有关方面适时提出相关议案。这象征着,中国最后一个“法外之刑”——收容教育有望走进历史。

两个事件看似疏远,连在一起却领有无比重要的隐喻色彩,守卫社会安全,已急不可待。

 福建龙岩公交劫持案现场

报复

先说其一。最近一些年来,报复社会案件时有发生。

什么是报复社会性事件?用一句话说,就是对社会的构成元素——芸芸众生残酷施暴。绝大多数在公共场合无差别的施暴举动,如持刀乱砍,开车乱撞,焚烧公交车等,都属于此。

在这些事件中,犯罪分子往往存在典型的反社会人格,且不惧怕法律和道德约束,甚至于挑战社会规范本身就是其作案动机;而他们的伤害对象也并非特定,而是“无差异”地将“报复”抛给普罗大众。

就过去已经发生的案件看,最容易被伤害的有几类群体:

一是基层干部。当前,国家权力的运行越来越依靠于一系列的程序跟尺度,官员与其说是把持了权力,还不如说是附属于政治体制。

尤其是基层干部,他们几乎未定议权,仅仅是国度政策的实行者,代表“国家”与每个人打交道。换句话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规制装置的要件。犯罪分子决定损害基层干部,倒不是说基层干部最适合代表“社会”,而是基层干部最容易濒临,也最方便找到。

二是职业群体。专业化、职业化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表征,职业群体是现代性的产物。“专业”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常识权力;越是强调专业化,也就象征着它所带来的信息过错称会越高。

这其中比较典范的就是“医患抵牾”。细究起来,从前多年伤医案频发,有些犯罪分子是有清楚指向的,但相当数目标伤害案并无特殊指向,仅仅是为伤而伤。十多少天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名医生被刺昏迷,歹徒随后跳楼身亡。据悉,被刺医生平常工作认真负责,且并未给歹徒看过病。

三是弱势群体。伤害学生、幼儿等,是最为极端的反社会行动。孩子是弱势群体,却对每个家庭都很主要,且是国家跟社会的未来。在报复社会的案件中,他们易于被侵害,且有极强的反社会宣示意思,犯法分子就自然轻易取舍其作为伤害对象。

机制

反社会心理从何处来?从社会学视角看,反社会本身是文化的公敌,却又刚好是文明进程的产物。

简略说来,现代社会一方面意味着建立于民族国家体制基础之上的统一秩序的急剧扩展,所有人都被有形和无形的国家权力所规制。

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个体化进程始终深入,社会流动性和异质性达到前所未有之高度。

从前20年来,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添;2011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城市人口,当前的城市化率更是凑近60%。实际上,中国社会告别了乡土社会,具备了现代社会的人口学基础。

城市化一方面让更多的人口享受到了古代性所带来的便利,却也制造了都市孤独症。某种意思上,由于城市生活环境复杂,生活节奏较快,“冷漠”天然就是城市人适应城市生活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人人自我保护,催生了一种反社会人群。他们是自由的,却自我隔绝于社会,隐匿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不属于任何一个社区,不属于家庭,他们只属于自己。他们一旦遭遇失败,便会将个体的可怜归咎于社会——而现代社会偏偏又是“形象”的,社会运行建立在各个系统上,每个人都在其中表演角色。如此,“报复社会”也就很难有准确指向,个性化的伤害目的便由芸芸众生所取代。

陕西米脂‘报复社会性’杀人案裁决现场

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同步,一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也在逐步确破。

90年代初期,中国就已出现了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体制,即当重大的社会问题浮现,综合利用法律、社会、教育、一系列政策手段奇特管理。值得留心的是,这一体系造用于“失范”时,本质上并不完全赖于处分。

比如这次或会废除的收容教育制度,最早根据国务院1993年颁发的《卖淫嫖娼职员收容教育措施》制定,“是指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出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逼迫教育办法。”其着眼点更多在于“教育”,并非单纯强调收容与打击,从社会功效上讲,这一轨制背地体现着较强的“社会自我修复”机制。

而今废止收容教育制度被提上议程,是考虑到其中的行政强迫措施,与国家现有法治过程中对公民人身自在等权力的保障相违背,从这一方面讲也自有其公平性。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既有的通过国家、政府来实现教养、教育的体系即日渐消失,新的社会保险阀——应答失范行为的机制又如何确破?

保卫

反社会切实是古代社会自身的产物,但国家权利,尤其是国家的暴力机器却是捍卫社会的基本。

此前中国的社会安全系统有两个重要特色,今天咱们或能从中获得启发:

一是专群联合。它蕴含的重要准则是,社会保险阀的树立不能简单依附专门机关,而应依靠各类干部性组织——说白了就是要依靠“社会”。这样,社会安全的重心不在于国家依附暴力机关,尤其是一整套惩戒机构去清除可能的反社会因素,而是要着力于修复社会,让社会有才干本人解决危险。

二是惩教结合。惩戒是教诲的前提;而教导是惩戒的目的。对一个常态社会而言,只有假设所有人都是“可教育”的,社会才华保持秩序又不失活力。劳动教养、收容教育等行政处罚措施,事实上都是有严肃的教育功能。

客观上,过去的社会平安系统之所以可能简约高效,一个非常重要的起因是社会的现代性成分还不久。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共同体都还存在。当时还不近多少年愈发强调的“社区改正制度”,但确切刑满释放或劳改人员回到社区后,会受到独特体的标准和教育。

而当初,当咱们的城市普遍以封闭式小区作为基础单元,甚至每个楼栋都安装了门禁,每个人都卷缩在受到保卫的居所里,享受着高度个体化的生涯时,社区何在?不客气地说,当初的城市社会,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可能自主生产意义和规范的社区/社会,社区矫正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就极为有限。

那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究竟如何恢复自我修复功能?岛叔以为,现行的社区矫正思路与过往机制中的“精良基因”相结合方能找到前程。

社会不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独立体,社会自我修复机制的形成,仍要赖于国家、市场。与其防备国家权力等的专断,不如摆正意识,借权力之力防范现代性社会之危险。其中比喻基层政府就可作为很好的中介,社区的居委会、民众性组织,既属于政府的一部分,又根植于基层社会,其协调作用,尚待施展。

同时,反社会力量需要地方去安置,却又不可完整隔断,实质上仍需“社会”监控、惩教结合、权力兜底,诸个方面的融合入与平衡,也还需长期探讨。

总之,从长远来看,“保卫社会”只能经过社会自我修复功能的造成后才能实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范畴之大、速度之快,世所常见;能在快速现代化的同时坚持了政治秩序的高度牢固,更近乎异景。

将来呢,大到国家政府,小到村落、单位、草根组织、家庭等所有社会状况,我们都应充分发挥其在维护社会安全中的价值。

来源:侠客岛 文: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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